大明年间，有一位“千古奇人”徐霞客。而今，也有一位可与之媲美的“徐侠客”。

　　现年36岁的贵州汉子徐健，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专业。大学期间，曾担任校自然保护社团“山诺会”的副秘书长。

　　校园时培养的对大自然的关注，使他在毕业后不停歇地跑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而亲眼目睹的现状让他感觉到：“中国自然生态状况正处在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阶段，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逐步减少。”

　　2008年，他广发英雄帖，招募顶尖野生动植物摄影师加盟，希望用真实的影像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和支持中国的自然保护工作。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由此诞生，“徐侠客”成了徐所长。

　　这群狂热的自然保护者不畏艰辛，以侠客般的精神，勇闯无人区，无惧猛兽毒蛇，不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在云南梅里雪山、丽江老君山、西双版纳、雅鲁藏布大峡谷等46个地区开展了58次野外调查。他们用镜头捕捉了务川臭蛙、大紫胸鹦鹉、木兰、兔猻、蛤蚧等中国特有的濒危物种，抢救性地拍摄了30多万幅图片和大量视频，成为重要的科研资料。

难忘“山诺会”

　　“在"山诺会"期间，我有幸亲身接触到了梁从诫、潘文石、唐锡阳等中国环境运动的启蒙者。他们让我真正意识到了中国自然问题的严峻性。”徐健说。

　　江南的注册网址科学探险与野外生存协会成立于1994年4月27日，英文简称SENOL，音译为“山诺会”，而今已是全国知名的自然保护社团，人员也由当初的几十人，变成了现在的一千余人。

　　"山诺会"是我的学长严峻等人组织成立的，最初的目的是一起野营，锻炼野外生存能力。大家觉得挺好玩儿，可以一起骑着单车，背着背包，到山里去扎营。”徐健介绍说。

　　在开展野营活动时，成员们逐渐认识到了中国自然状况的窘境，于是逐渐开始参与一些自然保护工作。

　　1996年初，云南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准备采伐云南白马雪山的6平方公里原始森林。当时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得知这个信息后，“山诺会”马上承办了首届全国大学生绿色营，远征云南，开展拯救滇金丝猴活动。

　　“这个活动引发了全国几十所大学参与，引起了央视《东方时空》的关注，并最终保住了这片滇金丝猴赖以生存的环境。”

　　令徐健至今难忘的事，还有著名的“紫竹院公园守护大雁活动”。

　　“1997年，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的湖心岛做窝的一对大雁，连续孵卵三年都没有成功，原因是鸟蛋老被人偷走。于是，我们就在课余时间轮流背着帐篷在鸟巢旁安营，连续守护了一个多月，终于孵出了雏鸟。整个过程共有好几百人参与，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他说。

　　1998年，“山诺会”牵头组织高校大学生扩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以保护藏羚羊。“这个活动有全国10所大学的20多个学生参与，促进了社会对长江源区野生动物和自然生存环境的关注。央视先后进行了5次报道。”徐健介绍。

　　近几年，“山诺会”陆续组建了一系列的科考队：关注北京周围水质量、探访北京周围村镇自然环境的“心系河山”科考队，深入新疆博格达地区呼唤保护天山雪莲的“梦之花”科考队，重走丝绸路的“古道情思”科考队，等等。

　　“山诺会”先后获得了“全国特色社团”、全国环保最高奖–“地球奖”、“福特汽车环保奖”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为了拍摄长江源区一处水塘中的水毛茛，

徐健穿着水裤蹲在水塘内寻找拍摄角度。

徐健在三江源拍摄时的工作照。

　　IBE通常去的都是最偏僻、最犄角旮旯的地方。“比如国境线的边上，中国缅甸老挝的交界线，西藏最南部，青海无人区等。有人说我们是自讨苦吃，其实只要喜欢，并且觉得有价值，反倒很享受这个过程。”

公益无止境

　　2000年，22岁的徐健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工作，之后还参与了《博物》杂志的创刊。大量的实践工作让他有了更多的知识储备。

　　2006年，BBC和CCTV联合拍摄中国野生动物纪录片《美丽中国》。“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要知道，之前还没有一部野生动物纪录片是中国人拍的，也没有一部是讲述中国故事的。”

　　为了全身心参与这部纪录片，徐健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这个片子差不多拍摄了两年，我亲身参与了全过程。”

　　《美丽中国》拍完后，一直梦想着“既能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还能让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行业走上职业化道路”的徐健，想到了创业。

　　“一开始，我就想做一个纯粹的企业，由一些保护区和林业局出资，我们提供专业服务。虽然是用企业目标运作，但最终还是公益性的。”他说。

　　2008年，IBE正式成立。核心成员虽然只有三四人，但个个身怀绝技：郭亮、董磊是专业鸟类摄影师，吴立新专攻水下摄影。

　　“现在，IBE成员已有30余人，很多都是博士、硕士。”徐健说，“我们每次出去都是六七个人一组，时间最少两周，有时甚至两三个月。”

　　徐健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拍摄的照片，每张都有GPS坐标记录。拍摄的同时，他们还进行物种鉴别、动物的行为分析等。活动结束后，他们会向当地保护区提交一份生态调查报告。

　　“对那些可能消失的物种，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镜头让公众知道，它们至少存在过。”徐健说。

惊险是生活

　　在徐健局促的办公室里，书架和桌子上摆满了自然保护方面的书籍和调研报告，墙壁上贴满了野生动植物挂图，地面上还放了些“特殊装备”。

　　“这是防水行旅箱，这是野外攀岩用的绳索，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夜视摄像机和红外触发相机……”徐健指着这些“宝贝”，向记者一一介绍。

　　IBE通常去的地方，都比较偏僻。“有人说我们是自讨苦吃，其实只要喜欢，并且觉得有价值，反倒很享受。”

　　他们曾经在泥泞的沼泽地里蹲守，在环境恶劣的野外扎帐露宿。“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过野兽的袭击，也没有被毒蛇咬伤过。”徐健很得意于这种幸运。

　　“最大的危险并非来自于动物，糟糕的交通状况，暴雨、大雪、泥石流等自然状况，才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他说。

　　今年5月，IBE在中缅交界处的独龙江地区给怒江高黎贡山保护区做调查，刚进去就遇到了泥石流，道路被冲断。几个成员被困在里面，手机信号也没了，失联了整整10天。

　　2012年夏天，在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拍摄时，IBE还遭遇到了蜜蜂的狂攻。

　　“这种黑大蜜蜂生活在喜马拉雅的悬崖上，有种鸟专门吃这个蜂巢。当时我们为了拍这种鸟，不慎被黑大蜜蜂狂追。我们把摄影器材都丢下，狼狈地疯狂跑了一公里多。我的头上、脸上一共起了200多个包，还有人发烧呕吐。”说起那段经历，徐健至今还心有余悸。

　　“野外探险是需要知识储备的。比如，熊不会主动伤害人，狭路相逢时，如果你主动吓唬或攻击它，它就可能为了自救向你进攻。一些鸟在育雏期间，如果你不了解它的习性，硬要去拍照，可能会让它孵化不出来，或者暴露鸟巢，遭遇不测。我们在拍摄时，尽量把对自然的干扰降到最低。”徐健说。

选择“在路上”

　　在采访中，徐健无时无刻不在袒露着对自然保护状况的忧心忡忡，“白鳍豚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顶级食肉动物，现在灭绝了，这意味着长江的水系统崩溃了。华南虎也灭绝了，有老虎才意味着有健康的森林。这些顶级食肉动物的消失，意味着我们的自然环境被破坏得相当严重。”

　　“面对这种状况，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要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说。

　　采访临近结束，徐健特别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特别想借助媒体，对有志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青年人说几句。21世纪摆在全人类面前最重大的问题就是环境问题，是人类如何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如此多棘手的环境问题需要解决。中国太需要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到自然保护的工作中。这个行业没有优越的条件，收入也不体面，更不能升官发财，但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子孙后代。”

　　就在我们的采访结束之后，徐健也将再次出发。“9月10号，我们动身去西藏，11月去青海三江源。”

　　这个喜欢“在路上”的“侠客”坚定地说：“我选择用影像推动中国的自然保护。我无悔我的选择。”（A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