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健是贵州人，却说得一口标准普通话。从1996年进入江南的注册网址学习，徐健一直在接受关于动物保护的十分“标准”、“专业”的教育。与人交流时，他的话语更是刨除杂质，直抵核心，我们的对话从IBE开始。
IBE是由徐健创办的“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汇集了国内顶尖级的专家摄影师。成立5年来，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团队合作能力，也获得了很多珍稀的影像资料：先后深入梅里雪山、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三江源等区域，对中国32个地区开展了40多次野外调查，而且拍摄图片30多万张，记录中国野生生物物种近6500种。
2008年，他们在贵州省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重新找到了30年前科学家发现时就已数量稀少、一直缺少研究的务川臭蛙；2010年，在云南老君山发现中国特有物种白点鹛的新栖息地；2011年，在西藏雅鲁藏布江首次拍摄到被称为“昆虫活化石”的墨脱缺翅虫，并在河谷里发现了黄腰响蜜䴕，而此前，专家认为这种鸟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坡……
创建“快速视觉远征队”
“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
有人说，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不是具备常人难以拥有勇气的人，而是在明知道前方艰难不断的情况下，还迎难而上的人。徐健就是这样勇敢的人。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位列北半球第一。它不仅有从寒带到热带的完整的自然区系，还有从海洋到平原再到高原的地形环境。虽然生物多样性丰富，可是许多动植物，连一张清楚的照片都没有。”交流伊始，徐健就表达了忧心忡忡的心情。
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并且借此过程，让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行业走上职业化道路，一直是徐健的梦想。2005年，徐健读到了皮尔斯·沃伦写的《Careers in Wildlife Film-making》，书中讲述了世界野生动物纪录片的现状，一部纪录片的制作流程，专业的制作队伍如何分工以及一些成功的专业人员如何开展工作等内容。
这让一直苦苦思索的徐健仿佛找到了答案。但是，当徐健着手准备时，才发现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基于有一个野生动物纪录片工业存在的基础上，而中国到目前为止，野生动物纪录片工业不曾持续存在过。没有足够的纪录片产量，没有一个可以自我持续的生产和销售循环，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这让徐健十分沮丧。难道真的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达到理想的保护之路吗？
其实，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著名的悖论一样，无论怎么争论，都不会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一流的摄影师团队和健全的职业摄影师市场之间，也没有绝对的谁先谁后。实际上，他们相辅相成。
一个西非几内亚小岛 Bioko的故事启发了徐健。4名一流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和一名专业生态作家深入小岛，进行了为期3周的生态调查。每位摄影师各有所长，各有分工，有趣而高效。徐健被这篇立体化报道深深吸引。
很快，徐健开始招兵买马，创建“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一心一意地想“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
“一帮具有深厚博物学背景的自然摄影师，各司其职，交互式拍摄，360度立体还原一个地区的生态多样性。”这个理由也同样打动了很多经验比他丰富的摄影师。
很快，一群狂热的自然爱好者被召集起来。这支由业界顶尖级摄影师组成的团队堪称队员个个身怀绝技的“特种部队”：董磊是鸟类拍摄专家，能通过鸟的大小、颜色、羽毛、飞行姿态，迅速判断鸟的种类，还能模仿许多鸟的叫声，是中国唯一一个拍摄到3种虹雉的摄影师；吴立新专攻水下摄影，拍摄到很多精彩的动物图片；郭亮是北京大学生物学毕业，等等。
“实际上，我们挑选摄影师的第一标准就是——他是不是狂热的naturalist。”徐健笑着说。
摄影和保护的双重属性
“哪怕只是拍到一张照片，这是了解的最基本的状态。”
与自然摄影师不同，徐健和他的合作伙伴拍摄的照片，每张都有GPS坐标记录。拍摄同时，他们还进行物种鉴别，动物的行为分析等。项目结束后，他们还会向当地保护区提交一份环境评估调查报告。
2008年，徐健带领IBE团队两次前往贵州，专门寻找一种30年前只在资料中存在的动物——务川臭蛙。1978年，遵义医学院采集到这个物种，1983年命名为务川臭蛙后一直没有普查过，唯一的说法是务川臭蛙在大沟水库一个溶洞里存在。30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这种青蛙是否还存在，它们的生存状态如何。
为了找到务川臭蛙的踪迹，徐健他们走访了10多个乡，调查了务川臭蛙当年发现地附近的近70个山洞，终于在3个喀斯特溶洞中发现了务川臭蛙分布的痕迹。
然而，由于务川臭蛙每个点的分布数量都非常少，再加上生活在洞穴中的务川臭蛙对响动非常敏感，往往人还未能走近，它们就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扑通一声跃进水中，第一次拍摄无功而返。
几个月后，徐健再次专程带队来贵州拍摄。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徐健与精通水下摄影的吴立新远远地打开光源，慢慢靠近，终于拍到了务川臭蛙在岩石上抱对的珍贵画面，“它们抱在一起直到雌蛙发情，有的蛙甚至能持续10天。”在数码影像中，考察队还发现了一处细节，“雄蛙的体表有很多乳白色的凸起，是用来固定并刺激雌蛙的。”
2009 年，国际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NC）项目官员王德智看到徐健在广西所做项目的照片，找到了徐健。同年 6 月至次年 5 月，长达一年的梅里雪山拍摄项目启动。
梅里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主要景观之一，是著名的雪山群和藏区深山。然而，人们对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了解极为有限。虽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云南大学对这一地区的植被进行了连续3年的系统调查，但其研究结果从未面世，而这一地区的动物区系研究，至今更是空白。
经过详细的部署，徐健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组成4支考察队伍进入拍摄。最终，出版了《梅里雪山自然观察手册》，记录了涉及真菌、植物、昆虫、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共计413种物种，以及根据拍摄经验所得的梅里雪山13条自然观察路线。
著名环境教育专家珍妮·古道尔有一句话对徐健影响深刻，“唯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我们才会采取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
在徐健看来，这些野生动物的影像能够阐述一个物种在野外生存的真实状态。它是鲜活的、漂亮的、有灵性，能够打动一个人的心灵。对于公众来说，这是进行环境教育和自然保护最好的载体，同时也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事实依据。
相信影像的力量
“我们只是一些非常理想的人，在以理想的方式做着一些事情。”
在团队成员看来，徐健为人平和，易相处。团队成员中有好几个比他大的成员，但是，年龄小、经验少的徐健并没有因此在团队中丧失权威感。
“他是IBE运转的基础。”一个组织要想完全正常运行，有许多摄影之外的繁琐事情，比如写报告、申请执照、与各方人士沟通、宣传IBE工作等，徐健干的就是这些跑前跑后、搭建平台的事。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徐健求学时代，类似这样的组织能力在他身上就已经显现。1998年，上大二的徐健作为队长，带领全国各地10个大学的30多名学生，作为学生支援者前往长江源头可可西里，帮助建设索南达杰保护站。为期一个暑假的时间里，徐健带领队员帮助保护站建设房屋，实地考察，还到周围的如沱沱河、唐古拉、五道梁等几个村子做田野调查，了解藏羚羊保护的有关情况。
不过，在徐健看来，IBE真正的核心魅力在于团队成员的合作性和吃苦能力。
2012年，徐健团队深入三江源进行生态考察，收获到了雪豹的影像。资料中，3只有着优雅斑点和曲线的雪豹伸开其特有的梅花状脚掌，优雅地在4500米高的藏区上来回踱步。这也是关于雪豹非常罕见的视频资料。然而，为了拍摄到这样精彩的画面，徐健他们与雪豹足足对望了 3个多小时。
野外工作还有许多危险和不易。有时为了调查，必须骑马进行。长时间在陡峭的山路上骑行，队员中有被马踢的，有从马背上掉下来的。还有一次，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他们遭遇了野蜂的攻击，队员中有3人被蜂蜇伤住院。
辞去固定、高薪的杂志社工作，选择这样危险、劳累、挣钱少的工作，徐健的选择让母亲很难理解。
在名为“地衣徐健”的微博中，个性果敢、作风务实的徐健罕有地表露了自己的个人情感，“今天我妈又生气了，这么多年，无论我怎么解释她都无法理解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我该怎么和她说，怎么让她老人家安心、知足、快乐呢？”
其实，徐健的心境可以用接受某次采访时的话语表达：“生态就像一面砖墙，每个物种都是一块砖。如果我们不停地往外取砖，总有一天，这面墙会倒下。而人类，不过也是砖墙里的一块砖。”在徐健看来，只要相信影像的力量，相信野生动物保护能搭建更好的平台，他和IBE的未来一定会越走越顺。
“我们只是一些非常理想的人，在以理想的方式做着一些事情。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其中。” 对于未来，徐健满怀憧憬。（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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