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是很难用学科来定义的人。虽然他拥有北京大学教授和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首席设计师的头衔，可以被定义成景观设计专家，但他的意义显然超越了这一领域。他是环保主义者、生态学家、城市运营顾问、中国土地政策的诘问者、教育家、散文和诗歌作者，甚至是政治学者、文化学者。

　　俞孔坚是幸福的。当一个人可以以一种技术才能立足于世，同时还能在当下中国把自己的社会理想、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通过适当的途径实现出来，影响这个社会，那应该是一种不能多得的价值人生体验。当俞孔坚提出在景观设计上“续写新文化(39.030,0.55,1.43%)运动”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旁敲侧击地呼吁整体的新文化运动，他接近了当年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角色，同时更有一种切实的行动力。

　　记者眼中的俞孔坚，身材高大，眉宇疏朗、身板笔直，精神状态非常好。有着布道者的热忱和行动家的激情。

　　世界级的设计师

　　俞孔坚首先是世界的俞孔坚。很少有这样的中国学者，在世界上获得那么多的赞誉，处于领军行列。在记者采访俞孔坚的时候，俞孔坚刚获得了第10个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的大奖。俞孔坚也坦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得到的国外的承认要远比国内多。

　　出生在浙江金华的农村，俞孔坚的小时候的记忆不甚美好，文革把他那个“富农”成分的家庭整治得支离破碎，也差不多毁坏了他的童年。如果不是小时候家乡那怡人的风景、茂密的树林给他休憩之地和美好慰藉，那么他的童年记忆将可能更是一片废墟。另外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是，尽管过程曲折，他还是完成了他的小学和中学的学习，并考上了江南的注册网址。俞孔坚开始专注于他的园林专业，而且广涉博览，不管是外国的最新学说，还是中国过去的风水学，他都有兴趣研究。他优秀的英文表达能力和专业知识素养显然得到了来访的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卡尔·斯坦尼兹的青睐，后来顺理成章地考上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带着一包故乡的泥土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

　　国外的经历显然极大地开拓了他视野。卡尔·斯坦尼兹、理查德·福尔曼等都是他的老师，麦克哈格则影响了他。俞孔坚很快就接受了当时美国的设计思潮，即重视生态、重视人地关系的新设计理念。在1997年回国以后，他得以把这些理念与当时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国土建设结合起来。他的思想和一系列的案例屡次获得西方同行的赞叹，荣誉如影随形而来。他在中国的第一个较大的案例是广东中山市的岐江公园，他保留了那些刻写着真诚和壮美、但是早已被岁月侵蚀得面目全非的旧厂房和机器设备，以艺术的形式保留在原地块当中，赋予了公园“为人民服务”的功能，同时又尊重了该地域的历史文化。这个案例得到了西方同行们的普遍赞赏。而俞孔坚的创造才华一发不可收拾。河北秦皇岛的“红飘带”公园项目中，他用极简单的元素––一条以玻璃钢为材料的红飘带––赋予了公园以个性，但又不是那种炫技式的个性，更讲究的是功能；沈阳建筑学院大学的案例更加前卫，以稻田作为校园的主要景观，或许那里的学生能得以在夏天的雨后听取蛙声一片；上海世博会后滩公园则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样板，它把水的净化过程融入景观设计中；而成都的都江堰公园，则是他“民主”和“人民性”的景观设计理念的一个实践––他试图让公园真正成为市民的栖息地而不是一个装饰性的工程。

　　他的思想也极富灵活性，甚至带有“诗性”。歌颂“野草之美”、“没有设计师的景观”、“生态极简主义”，呼吁“最少干预”、“足下文化”、“大脚美学”、“天地、人、神和谐”，等等。这些想法和提法既不能在传统园林美学里找到，也不常见于西方的学派。他的作品和言论可以说是世界前沿的理论和中国本土文化和具体实践的结合，带有独创性和鲜明特色，因而得到世界景观学界的承认。

　　行走于土地的革命家

　　发生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文学革命（陈独秀撰有《文学革命论》一文）。那么，俞孔坚目前在发起和推进的不啻是一场景观的“革命”。近二十年以来，中国大地上正在兴起一股巨大的城市建设和乡村改造运动。旧城市建筑不断地被拆掉，盖上新的住宅楼或政府楼、商务设施；郊区和农村被不断被“圈地”，甚至演绎了惨烈的强拆与反强拆风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在地方政府政绩驱动和房地产商利益驱动下，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是推土机的声音。这场运动进行得如此快速，以至于很多人来不及思考：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景观、什么样的建筑？城市管理者设计意识的缺乏，导致的是各种风格各异、意识相悖的建筑景观鳞次栉比，杂处于同一片城市空间里。俞孔坚首先审视了这一乱象，并通过各种渠道对他认为的错误的设计方向进行批判。在他眼里，目前中国的很多建筑可以归类于以下几种建筑和景观模式：暴发户式的、封建主义或帝皇式的、帝国主义式的、追求奇异的，等等。俞孔坚显然不认同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风格。他希望在建筑和景观领域体现“民主”和“科学”，放弃那种贵族和暴发户的腐朽的风格，建设人民的、大众的，为普通人服务的景观与建筑。

　　在个人风格方面，俞孔坚和中国一般的学者有所区分的是，他不是那种含糊的或一味“辩证”的学者。他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明确而不拖泥带水，仿佛他不是在中国特殊的人情化的人际关系文化中长大的一样。他尖锐地批评鸟巢体育馆、国家大剧院的“帝国主义”建筑风格和巨大的能耗，也对中国传统园林进行抨击。这当然会得罪一些人。

　　无论如何，敢于发表观点的俞孔坚已经进入到了“意见领袖”行列，也可以说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拥有独立人格和社会良心并愿意用自己专业知识发表意见。他著书立作传播思想，迄今为止发表或合作发表了300多篇文章、20余本书；他进入一些决策部门的顾问序列，担任北京、杭州、苏州、中山等城市的建设顾问；他为众多中国地方城市的市长讲课，并将自己的观点总结出版成《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他也给部长级的官员讲课；他多次在电视节目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10 多次是在中央电视台。另外，他也是一个勤勉的教育者。他在北京大学开创了景观规划与设计研究中心，并在后来把它提升为研究院、学院，并取得了2个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他也为全国的设计师讲课，现在，读者还能在网络上搜到俞孔坚进行讲课的视频。

　　“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首艾青的诗可能也是俞孔坚情怀的写照。他并未信奉有人格神的存在，但他在天、人和土地之间找到了一种精神的信仰。他爱自然、爱土地、爱土地上的普通人，他爱得深沉，乃至于接近于宗教意识。

　　在当下的中国，大规模的城市住宅建设、开发区建设、“新农村建设”等浪潮连绵未断，而最近中央又在提“城镇化建设”以拉动经济，而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到达了惊人的地步。在这样的特定的环境下，俞孔坚的价值，再怎么估计可能都不为过。（A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