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体内藏着一个地方生态环境的“密码”：一株植物“祖籍”也许在地球另一侧，“生态密码”却一定属于它的生长地。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胡永红说：“形成‘生态密码’的前提，是植物适应了迁入地的生态环境，实现了‘本土化’。”

　　关于植物的“本土化”，胡永红有个通俗的标准：从种子到种子，“从原产地收集种子，培育成苗，进植物园种植，结出新的种子––初步判断引种成功”。

　　作为上海第一个园林专业博士，胡永红的职业经历同样走过了“从种子到种子”的路径：15年前，博士毕业的他被上海引进，先后在上海植物园和辰山植物园工作，参与园林系统科研、植物园建设管理和重大的城市生态项目，并在2007年被评为上海领军人才。因为他的引领，沪上园林系统出现了一批专才。

“有事可做”

　　上海植物园员工口中的“博士”，特指胡永红。在他来之前，植物园没有真正的科研团队；如今，这个科研团队已有15人，包括8个博士。

　　胡永红是全国园林植物专业领域第12个博士。1997年从江南的注册网址毕业，恰逢上海园林系统北上引才。“当时我有3个去向，北京的科研院所、母校或者上海。”胡永红选择了上海，他开出的条件是“有事可做，有房可住”，“领导明确表示让我到植物园工作，配一套60平米的房子。两个要求都满足了”。

　　“那时人才引进手续很简单，社会对‘人才’的理解也很朴素。”胡永红入园之初，没有明确的头衔和职权，“有时和其他员工一起挖树，领导和同事看这个新来的小伙子干活卖力，都说很好”。

　　半年后，胡永红被任命为植物园副园长，并接手当时上海最大的园林单体项目––植物园展览温室。“8000多万元投资，我全权负责。”这个任务包中，有他最喜欢做的，比如植物引种研究，也有他不擅长的行政和财务管理工作。胡永红有过放弃的念头：“向领导报课题，申请做科研、带学生。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我锻炼管理能力。”

　　“现在回头想，温室项目是领导对我很大的信任。”胡永红作为园林管理者的视野和技能，在那4年得到发掘和培养，也证明了自己担得起这份信任：2001年10月，继北京植物园温室后建成又一大型展览温室，3000多种热带、亚热带植物出现在温室；第二年，项目审计完成，项目资金还有数百万节余。

“赶上气候”

　　1949年，上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0.132平方米，大小与“一双鞋”相仿；1993年，1.15平方米，“一张报纸”；今年是13.1平方米，“一间房”。胡永红说：“这是属于城市绿化的发展机遇期，我赶上了气候。”

　　在参与上海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过程中，胡永红提出打造“500米服务半径”，让所有市民在离家500米范围内享受公共绿地，“法国人多年前就做了。上海人绿化意识领先，很容易接受这个观点”。

　　由于热岛效应，夏天上海市中心温度比郊区高3到4摄氏度，于是以延安中路绿地为首，大绿地建设项目逐个启动，胡永红被聘为多个项目的技术咨询，亲历城市绿化系统的重新布局。

　　2004年，上海生态建设重头项目辰山植物园开始筹备，胡永红是总工程师。辰山植物园占地207公顷，是全球植物园平均占地面积的3倍左右。领导把项目交到胡永红手上，许诺他可以边学边做，“想去哪里学，你来挑”。

　　这一年，胡永红前往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进修，由当时园长直接带教。在7个多月的进修期内，“园长做什么，我跟着学”。邱园历史上从没有过这样特殊的学生，“英联邦国家的植物园园长全都由邱园培训，培训期通常是2个月”。

“专业自信”

　　世界级植物园的标准一言难尽，胡永红只用一个事实来描述邱园的水准：建园250多年，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记录，日日更新，从无断档。

　　“我们怎么经营一个高水平的植物园？”邱园给胡永红的启发，是保持专业和务实。他和团队用设计任务书表达了建园理念、建设规划、植物选择等意向，先后写了30多稿。承担项目规划方案的国际团队告诉胡永红，这是他们见过的最清晰的任务书，“想要什么，说得很明白”。胡永红说：“我们比对了全球十几个植物园的引种表格，筛选后逐步制定了辰山植物园的引种策略。”

　　胡永红透露，目前迪斯尼美方代表提出要把上海迪斯尼园区建成一个植物园，他们的园艺专家多次与胡永红交流，“在上海做绿化核心问题是什么？选种什么植物？怎么种？都非常实际”。胡永红说，在植物学、园艺学领域，国外专业人士向来有“专业强势”，“如果你不够专业，他们和你的对话不会超过两次”。

　　“其实植物是非常local（意为“本土”）的，本地植物学家、本地的园艺学家最有发言权。”在挑剔的国际合作者面前，胡永红有他的“专业自信”，“本土人才面对国际人才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必胆怯，也不必谋求超国民待遇，在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大家可以凭专业说话。” （A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