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室一角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6月中旬，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洪鋆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推了一篇新作——《困在“厕所里”的教授以及隐性教育功能的丧失》。令她意想不到的是，3天时间，她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10万+，而且文章迅速被30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
是什么触发她写下这样一篇非学术、非专业的博文？“困在厕所里的教授”，大学教师所处境遇究竟是偶然还是常态？这个“厕所”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与田洪鋆展开了对话。
1.学生在大学阶段暴露的很多问题的根源不在大学
记者：这篇文章引发这么大的反响，是你所预见到的吗？
田洪鋆：我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上到国家、下到百姓，都在关心并且参与着关于教育的各种话题与实践。为什么在今天，教育会让人们感到如此困惑？我想，主要是因为教育外部环境变化太剧烈：第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应该怎样与时俱进？第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活、人生的理解变了，教育该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自我，进而促进社会发展？第三，教育怎样准确识别不同类型的群体以及他们对教育的不同需求，进而呈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第四，教育怎样支撑国家未来发展？可以说，未来中国的样子，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表现，直接与教育相关。
以上方方面面，让参与到教育活动中的每个人都有被“困”住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涉及一点在当今国际背景下关于苦难教育、挫折教育与当下快乐教育之间的思考，就会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记者：作为一名法学院的教授，是什么触发你写这篇文章？
田洪鋆：在14年大学执教生涯中，我发现学生在大学阶段暴露的很多教育问题，大学往往解决不了。这只是教育链条传导效应的体现，其根源实不在大学。我看到很多学生的问题，其实源自他的原生家庭或教育链条的某一环节。因此，有时我会产生很强的无力感，很难去改变什么，然后我就会思考，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这篇文章就是我思考的一部分结果。
如果教育的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不了，比如对教育的态度、观念，对学历的看法等，专业教育的效果肯定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即便我教授他法学知识，也没有办法唤起他的责任感和学习欲望。因此，从某种角度讲，一些教育本质的问题，其实比专业知识更加重要，只有把这个问题捋顺了，教育效果才能更好。
记者：现在学生的压力和挑战是什么？
田洪鋆：今天的孩子能体会到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轻而易举地体会一些我们小时候没法感受的“快乐”，比如玩游戏、吃大餐、出国旅游等等，但这些都是低级快乐，真正的幸福是迎接挑战、战胜困难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现在的孩子物质生活丰富，但总体而言，低级快乐体验多，高级快乐体验少。
同时，今天的孩子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从个人层面说，在社会经济高速运转之下，人较容易迷失自己，找不到幸福和存在的价值。从国家层面看，得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一些教育理念、制度设计束缚了教师、教学的活力
记者：你在公众号上所发的文章中，“厕所”究竟是指什么？有什么含意？
田洪鋆：“厕所”指的是限制。现在的一些教育理念、制度设计等束缚了教师、教学的活力。说得直接点，现在孩子一有问题，家长就会找学校，学校就会让教师承担责任，而不管这事究竟是谁的责任。
因此，现在高校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维护教学秩序和学生工作上，核心就是不让学生出事。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也深知，出了问题，哪怕不是我的责任，我也会跟着受牵连，那我何苦呢？这就是被约束住的活力。教师活力无法释放，教学质量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记者：针对此问题寻找病因，教育内部的病因是什么，人们思想观念层面的病因是什么，社会环境与文化方面的影响又是什么？
田洪鋆：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今天的中国教育需要不断调整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至于怎么改，这需要反复调研和论证。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规模高校改革时，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论证，进而涌现出了博比特、查特斯、杜威等一批教育家。
同时，思想观念层面的问题也很大。过去40年，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但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配套建设还没跟上。人们的观念被经济发展改变得太多，形成了唯金钱论等，而道德、修为、自我约束以及敬畏之心，都要跟着经济发展与时俱进。比方说，在教育方面，家长都会强调自己有什么权利，对学校教育指指点点，但是有多少家长反思自己的教育义务？哪些义务是该自己承担，却推给了学校？一个人接受教育有三个来源，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相得益彰，互相配合。但现在来看，有一部分家庭的“家教”缺失或不到位，一味地把教育责任推给学校，是不现实的。
至于社会环境和文化方面，比如说，之前我国鼓励多生育，每个家庭有多个孩子，那时父母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视教育，在他们的观念中，有一个孩子出息了，其他孩子也就随之被带起来了。在独生子女时代，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就会对孩子的教育无比重视，以至于认为如果孩子学习不好，连出路都没有。
3.解决教育问题，不仅要捋顺教育链条各个环节，还要研究影响教育的其他因素
记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在你看来，时代赋予今天孩子们的特质以及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田洪鋆：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教育在今天遭遇的问题其实是预料之中的。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教育能不跟着变吗？只不过我们赶上了这个要变没变，即将要变的“节点”，因此大家觉得这是天大的事。但这个现象也绝不只存在于中国，其他国家也遇到过类似的教育问题，而且也正在遭遇新的问题。
教育就是如此，它会根据不同国家、国情以及发展阶段等因素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解决即可，没必要唱衰中国教育。比如，现在，日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需求欠缺，人们对极简主义的追求，进而出现了低婚姻率、低生育率等。日本也在琢磨怎么从教育下手，扭转这个社会问题。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人们对教育也是一个劲儿地批判，这才促使高校进行改革。这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问题，不用大惊小怪，但也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
我想强调的是，无论什么时代，对人的基本要求都差不多，勤劳、勇敢、耐力、坚忍、坚强、开放、自信等。我们的教育必须实现教育的转向，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对这些能力的培养上，而不是只放在知识培养上。
记者：对于解救困在“厕所里”的教授，实现教育的隐性功能，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
田洪鋆：这段话，我说过多次——“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拿一个文凭，也不仅仅为了掌握某一个学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教育当中的隐性功能的洗礼，培养坚毅的品格，培养迎难而上、接受挑战的优秀品质，培养顽强的斗志，最终能够自我实现，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同时，也不要拒绝在你前进道路上一直鼓励你、督促你的那些老师，不要让他们困在“厕所里”，因为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
而解决困在“厕所里”的教授，实现教育的隐性功能，首要就是解放教师。无论是改革还是改良，都必须把教师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激发他的活力、释放他的热情。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就像我们上面所说，教育是一个涉及面特别广的问题，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国家的文化、环境都会对教育产生影响。有时候，我们想要解决教育问题，不仅要从教育链条本身下手，捋顺其他各个环节，还要从影响教育的一些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健康、良性运转的教育体系，也才能把“厕所里”的教授们“释放”出来。
4.品行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
把被困在“厕所里”的教授“解救”出来，家庭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对于这种现象，家长有何看法？记者为此采访了三位大学生家长。
记者：你是否亲身经历过让教授困在“厕所里”的事？
甲：没有出现过，我也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我希望，孩子不仅要有自尊心，还要有原则和底线，不会轻易退缩、被分数打倒。
乙：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但作为家长，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在困难面前一次次退缩。这样，孩子永远不可能提高，只能越学越糟，甚至认为老师在故意为难自己，对老师抱有敌意。自己钻了牛角尖，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丙：说实话，孩子在外地上学，家长很难完全掌控他的学习和生活。即使出现问题，如果没有老师或辅导员的通知，我们也很难知道。上了大学后，家长其实也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无法全面了解孩子的成长进度。当然，换一个角度说，孩子已经成年，而家长们要做的，就是为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即使让他自己成长，也可以有远大前程。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甲：这个现象太不正常。大学及研究生教育应是练兵场而不是避风港，教育不仅要教会你知识，更要教会你如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认为，隐性教育更加重要。练就不怕困难的性格，练就吃苦耐劳的习惯，练就百折不屈的性格和意志等，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应该拥有的素质。客观来说，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才是真正的良心教育。
乙：这是一个不该出现的问题。而它的一再出现，只能说和长期以来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作为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原则、立规矩，而不是有事直接找学校，推卸自己的责任。
丙：大学教授被困“厕所”的深层原因一直存在，根不在大学，只是一些潜在问题在大学阶段的集中爆发。对此，家长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大学是一个特殊节点。孩子上大学之前，基本都在家长身边，很多问题都会被家长化解，负面情绪也因为家长在场而不会被放大。上大学后，孩子们逐步成年，往往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家庭束缚得那么紧。同时，现在孩子们也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发展。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会让老师们有一种无力感。
记者：在孩子学习生涯中，您有遗憾吗？
甲：说实话，作为家长，没有遗憾的很少。因达不到自己的预期而降低对孩子的目标，在我家发生了太多次。目前，在教育孩子上，我承认没有做得很好，没有让他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每次遇到挫折我就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和孩子，也没有刻意设置困难，进行克服困难的训练。
乙：怎么会没遗憾？最大的遗憾在于，我们过于看重他考了多少分，学会了多少知识点，而对于他的个人品格和知识教育关注太少。正因如此，孩子们或许能获得一时的成绩，但对长远发展没有益处。
记者：面对这种问题，你会选择怎么做？你认为是孩子能否毕业能否获得高分更重要，还是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更重要？
甲：隐性的品行教育比显性的知识教育更重要。孩子能否毕业能否获得高分并非不重要，但能力的提高显然更重要。能力是一辈子的事情，任何学习、工作、生活中的问题，都能靠能力迎刃而解。因此，越来越束手束脚的老师，同样给家长敲响了警钟，出现问题，不要把全部责任都一股脑推给学校。
丙：出现这种情况，我内心也很矛盾。我知道，培养孩子的品格、精神、意志等，肯定要比获得一个短暂的成绩更加重要，毕竟人生中的挑战，何止是一门成绩、一张文凭。但话说回来，毕业、得高分就不重要吗？显然这是孩子进入社会的一张“入场券”，也是自我发展的起点，当孩子无法成功完成目标时，一些家长和孩子的心态就可能会崩溃。因为，没有“入场券”，孩子的未来就失去了更多可能性。
5.增强抗压能力才能走得更远
对于老师们的无可奈何，学生做何感想？记者采访了三位身处不同求学阶段的大学生。
记者：在学习生涯中，你是否遇到因达不到老师的标准而屡次修改论文的情况？是否遇到过因自己不努力而被老师打低分的情况？
阴楚涵（北京某高校本科生）：一般同学都会积极配合老师，完成作业的修改。自己曾经也对思政课态度不端，没有认真完成结课作业而获得了低分，差点挂科。
杜什悦（武汉某高校硕士生）：在我尝试学习写作规范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多次修改是常事。我认同一位老师的观点：“好论文是改出来的。”论文、观点之所以越改越清晰，正是因为我们在多次修改中越来越适应以规范的方式进行清晰、准确、学理性的表达，而这往往也是我们对最初提出相对模糊、主观的观点，进行补充、完善与再发现的过程。
李晓宾（北京某高校博士生）：在博一，因为不熟悉项目建议书的撰写模式，我的作业曾被导师多次打回。除自身的学养不足外，我认为，导师在布置任务时对项目的整体构想和技术细节并不明确，所以表达建议时就比较含糊。我却只能一遍遍修改，尝试将这些模糊的纲要尽量准确地呈现出来，改到老师满意为止。
记者：你是否见过学生向老师索要分数，甚至通过一些非理性方式要求老师降低标准的情况？
阴楚涵：确实有人会拜托老师改分数。老师也明白，挂科对学生来说是挺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不是太过分的情况下，会给个机会。
杜什悦：老师们可能遇到过多次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有时会在开课之初就给学生打“预防针”，希望学生事先了解课程要求及考核标准。
李晓宾：本科期间有同学计划出国，需要漂亮的成绩单，他就要求老师给高分，当然，最终也成功了。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阴楚涵：我针对自己很低的思政课分数，也曾向老师询问过原因。既然老师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那对此结果就不该再有异议，如果接着去纠缠老师，就不太正常了。
杜什悦：从一些方面考虑，我也能理解。除了家长过分溺爱孩子、苛责老师的情况，师生之间这类分歧也有一定的原因，如我国的人口现实与公共教育环境让因材施教难以实现。老师面对的是学生群体，对应的是一种面向群体的普遍规范，以此保证教育的整体效果。而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对应个体的具体情况肯定有不同于群体的要求，或许普遍规范有时反而会让学生个体无法得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如何尊重个体发展与保护整体效果，可能是现代教育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李晓宾：这样的行为是对其他同学的不公平，不能因为自己遇到了困难就觉得应该被给予同情。我希望家长从小就多给孩子一些挫折教育，增强孩子的抗压能力，才能让孩子走得更远。
记者：这种看似宽容的放任，会产生什么结果？是否会致使学生无法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
李晓宾：这个问题需要辩证看待。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不足，作为老师要更客观地评判学生的能力。从学生视角看，教师同样也有不足——越来越多的导师远离科研一线，侧重于拉项目和搞行政，对学术前沿越来越陌生，已经不能站在一定高度给予学生全面、有效、精准的指导。学生缺少了科研路上真正的领路人，又如何仅凭自己的能力达到本应有的高度呢？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07月26日08版
作者： 晋浩天 通讯员： 任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