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1920年8月出生，广东汕头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英国赫尔大学名誉博士。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顾问，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中国当代教育名家”。
1978年，潘懋元在厦门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后成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至今，老人仍在带教研究生，每天学习、工作6小时。他说，自己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学生和朋友都称他为“先生”，既不带姓，也无任何职衔。
积极向年轻人学习
今年6月，潘懋元教授成了全国最高龄的网课“主播”。应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等邀请，他在“师说课改”公益讲坛上，通过网络做了一场以教育为主题的报告。
当天，他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端坐镜头前，风趣地表达了对线上教学的不适应。他说，平时上课，老师和学生可以用眼神交流，但云课堂是“你们看得到我，我看不到大家。我变成‘目中无人’的人了”。
网课中，潘懋元引用了《礼记·学记》中的一句话：“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他常说，要积极向年轻人学习，这是防止思想落后于时代的有效方法。
85年的教师生涯中，潘懋元说自己经历过许多次失败，有两次失败记忆犹新。“15岁那年，我初中毕业后就当了小学老师，第一次上课就以失败告终。当时一走上讲台，非常紧张，结果准备了一节课的内容十几分钟就讲完了。学生见状，在下面吵闹，课堂秩序混乱。这次经历使我立志要当一名好老师，于是我选择进入师范学校学习”。
第二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大批革命干部转到大学来工作，他们为了变外行为内行，要潘懋元为他们上教育学课程。潘懋元照搬普通教育学的那套内容过来，前来参加学习的干部说：“我们现在是办大学，不是办中小学。”这次失败促使潘懋元下决心研究高等教育。
“你听过一种化学药品606吗？它是科研人员做实验失败了605次，第606次才成功研制出来的。所以，要敢于失败，而不是甘于失败。一字之差，意义完全不同。如果不敢于失败，失败了就灰心丧气，那就无法成功。”潘懋元说。
不必要求孩子考100分、第一名
现在有一批埋头苦读考入985、211高校的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在他人看来，他们是“天之骄子”，他们却自嘲“小镇做题家”，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失败。对此，潘懋元说：“我提倡要读书，可是不能死读书。如果一个人没有兴趣爱好，往往很难成功；只有兴趣爱好而没有相应的条件与环境，当然也不能成功。现在年轻人考大学，进哪一个专业，从理论上来说，应该尽可能地根据他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有兴趣爱好才有可能发展。”
影响人成才的因素有很多。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推孟做过一项著名实验，对1000多名高智商儿童进行了长达30年的追踪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成功需要一定的智力基础，但到了一定的智力水平之上，成功就不单单取决于智商。成功人士的共性是首先要有很强的自信心；知识面比较宽广，能融会贯通和包容。此外还有环境因素。有一种说法是“第十名现象”，后来的成功人士当时在班级里排名在第十名左右。
“我经常跟学生家长说，千万不要强求孩子一定考100分、第一名。这样的孩子很可能死记硬背，将来‘不灵活’，不可能成为创新创业人才。”
所有的改革，转变思想是先导
厦门大学开设高等教育学40余年来，潘懋元共培养（含间接培养）了320余名博士生和750余名硕士生。接触了一代代青年人，他发现，时代不同，青年成长的环境不同，但教育的力量未曾改变。潘懋元始终认为，尊重学生的选择、发现人的价值，这些远比分数更重要。
现在，很多孩子从小到大都没办法好好玩，他们都在超前学习，只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高考时，分数高一些的进清华、北大，少一点的进厦大。可是，多出来的分数是多在什么地方？数学，还是物理、政治？孩子的擅长和兴趣是什么？能否在招生时作为参考因素？“我的主张是高校、学生都有彼此选择的权利。比如，套餐式的报考与招生。学校根据人才、专业和学科需求来制定套餐；学生根据兴趣专长选择套餐，扬长避短。”
“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教育，及以后的普及化阶段，高考的功能已经不只是选拔优秀人才，而是高校与学生通过考试及其他方式，双向互动选择。而所有体制、机制、管理的改革，转变思想是先导。”潘懋元说。
我们既要科学家，也要大国工匠
“长久以来，社会上把培养精英人才看得很高，把培养应用型人才看得很低，一提到职业教育，就好像低人一等，这是不公平的。”潘懋元认为，袁隆平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他是科学家还是农民工程师？恐怕不能说他仅仅是科学家。如果大家都去搞研究，那我们恐怕连饭都没的吃了。
我们提倡行行出状元。不同类型的人才只是分工不同，而不存在社会地位的不同。应用型人才的贡献不一定比研究型人才的贡献小。所以，一个国家既要培养一定量的研究型人才，也要培养大量的应用型人才、更大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有科学家，也要有工程师，还需要更多的大国工匠。
来源：《文摘报》2020年11月12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