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要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
──摘自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重要讲话
认 识 篇 ：（记者 王永前）
编者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怎样才能在思想观念上真正确立起科学发展观？又应如何把科学发展观扎扎实实地贯彻到具体实践中去？请看––
权威专家纵论科学发展观
中央为何提出科学发展观？
2月16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的开班式上，中央领导高屋建瓴地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央党校科社部副主任王怀超分析说，改革开放后，中央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并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又制定了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十五”计划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各地在实践中大都还是把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的核心，客观上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视不够。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深刻地指出：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从“九五”以来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消耗一度下降，但近两年有的地方却出现了旧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回潮的势头。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所加剧的。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城市里也有两三千万居民生活水平较低。怎样才能让城市和农村中生活困难的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光是追求GDP的指标，它还应包括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文化生活和精神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需要我们转变过去的发展观念。
再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了过去各种经验教训后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如建立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农村义务教育等，然而这些好的做法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有所流失。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一些新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对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水平，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要求。去年非典疫情的突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我们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要求来做。另外，过去由于过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造成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我们提出要实现两个战略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九五”到“十五”期间，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从最近两年的发展情况看，良好的局面又出现了一定的恶化。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要走降低能源消耗的路子，靠高投资、高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使我们有条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许多社会发展问题，如科技进步、教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改善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过去在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其他方面很难顾及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小康，国家的财力和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长，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水平，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解决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
可以说，新的发展观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符合当代中国国情；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对全球、对人类的负责态度。如果将这一发展观付诸实践，将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将对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应有之义
专家们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不意味着发展经济已退居次要位置，更不意味着经济建设不重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昭示我们：经济发展虽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却是发展的核心内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没有过去20多年的高速增长，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是以经济持续发展为基础的。我国20多年来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更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GDP是全世界通用的重要经济指标，具有综合性和简便易行的优点，也有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结构和质量、不能反映人们实有的福利水平的缺点，而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经济不发展天下不会太平，社会问题不解决也不可能长治久安，甚至会酿成严重的危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发展。相反，解决社会问题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告诉记者，过去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不是真正的发展。一些地方的领导眼睛只盯着GDP的增长，争当“GDP书记”、“GDP市长”。GDP固然重要，但一个地方GDP增长很快，同时“三无（土地、岗位、保障）”农民大量增加，怎么能叫发展呢？如果我们不注重“三农”问题，不注重农民的收入问题和生活状况问题，很可能最后会落到“拉美陷阱”里头去。
陈锡文对他去巴西考察的那次经历感受至深。巴西农业部给他提供了三个数据：巴西2002年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到国民人口总数的34%。一边是现代化，一边却产生了那么多穷人；有增长、无发展，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拉美陷阱”。
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深刻地警示我们：既不能以经济发展代替社会发展，也不能因为强调发展的全面性而否定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更不能否定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中心。我们必须在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基础上，来统筹各方面，促进全面发展。之所以要这样，从根本上说，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发展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改变落后、赶上先进的问题。据专家测算，如果美国年增长率为3%，中国年增长率为8%，那么中国需要68年才能实现人均GDP与美国相当；如果美国增长率为4%，中国增长率为7%，那么中国需要118年才能赶上美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是发展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物质的快速增长，其他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目标就很难实现。
五个统筹的实质与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所谓协调，就是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所谓可持续，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王梦奎指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个统筹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我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将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问题，现在是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更要注重从“农”外找出路，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下一步的经济改革，要着眼于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国家政策要对解决“三农”问题给予更大支持。
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保持比较发达的地区快速发展的势头和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是国家的既定政策。地区差距不仅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也表现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还表现在省、自治区内部地区之间。地区差距问题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发展领域存在的问题，许多同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保障、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领域有其特殊性，政府必须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不能简单地提“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目标和口号。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质，是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资源约束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能力。从古代的屈服和崇拜自然，到产业革命以来大规模征服自然以至破坏自然，发展到现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的实质，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现在面临着和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过去在封闭经济、进出口很少、外汇短缺条件下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需要改革，许多经济观念也需要更新。目前，适当增加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引进先进技术是有好处的。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我们追求的是“双赢”局面。贸易摩擦是任何经济贸易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要用平常心看待这一问题。
王梦奎进一步指出，真正做到这“五个统筹”，还有赖于制度的创新，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五个统筹”是从全国总体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实践中，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各异，统筹协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在重要文件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郑新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的中心就是要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享受的需要。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区域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基本生存的需要早就满足了，像上海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7.2%。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样，人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我们要努力满足13亿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同时还要看到，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更有力地体现群众利益。
其次，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只是经济的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了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另外，注重以人为本，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具体体现在为群众切实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上，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应该看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做好了、做扎实了，我们就能凝聚起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我们一定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个道理，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通过发展经济，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尺度。
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实现五大转变
专家们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努力实现五大转变：
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当前，存在于某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干部头脑里的发展观念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借“统筹”之名搞新的形式主义，如有的打着“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的幌子，动辄提出搞什么“国际一流”、“超一流”，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有的热衷于贴“标签”、炒概念，以口号代替对“五个统筹”的具体贯彻落实。这些情况表明，转变发展观念仍然十分艰巨。
二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二是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加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形成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三是要以科技进步为支撑。
三要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改革：一是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二是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三是要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四是要推进劳动就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创造条件。
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抓紧建立对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的新的指标体系，不应仅仅考察GDP的增长，还要同时考核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五要进一步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在实践中形成新思路，在群众中寻求新办法。要着力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惟其如此，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在实处，才能真正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编辑：林双川）
求 解 篇 ：（记者 颜彦 李力）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进步
经济和社会，“两腿”都要长
“我们历来是主张两条腿走路的，现在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是走不快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说的“长腿”指的是“经济”，“短腿”指的是“社会”。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人均GDP处于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也往往对应着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用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常说的话来概括，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
在这个阶段，社会消费升级日益多样化，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日益提高，而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新旧体制、机制的衔接又不及时、不到位，就有可能产生社会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时地转化为二、三产业的职工和城市居民，农民的收入就提不高，购买力就上不来，内需也就扩大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就快不起来。公共服务不能普遍惠及广大群众，就会滋长不满，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接受采访的专家纷纷指出，现在是到了强调社会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不协调的五大表现
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陆学艺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社会结构包括的面比较广，有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层结构等等。我国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关系严重失衡，阻碍了第三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没有相应的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仅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很有成绩，但是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还不理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国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
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之间分布很不平衡。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这同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的地位，实在不相称。
第三，社会管理相对落后，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莫大损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硬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许多城市遍布高楼大厦、豪华宾馆、宽广平坦的马路、各种名目的广场，铺草坪种大树，硬件都相当现代化了，但就是社会管理跟不上，存在着交通拥堵，儿童上学、老年人就医困难，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等问题。
第四，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落后。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大多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运行，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僵化，运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第五，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多，现在又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等多种因素导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将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如何迈向协调之路
如何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是从当前最为突出的主要矛盾入手。
第一，从根本上讲，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短腿”问题，要靠国家和地方政府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积极向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倾斜，向生态环境保护倾斜。
第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从加强税收等方面的“二次调节”，解决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目前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第三，建立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的制度设置。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教育的培训政策。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正各种不公平的起码条件，是保证社会的机会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
第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要注意全面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积极构建“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社会稳定预警系统，就是要科学、定量、实时地诊断、监测并预警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这个系统之于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形象地说，就是在没有“起火”之前，通过一系列指标的监测，发出警示；而现有的系统像消防队一样，必须等“起火”了才能出场。目前，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应系统，监测全球或区域的稳定状况和动乱热点，分别为其战略决策、安全体系、外交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后效评估、危机综合对策等提供全方位服务。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的研制和运行十分必要。
第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这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
真正化解就业问题，除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还须进一步改善就业环境和采取适当的政策支持。专家们建议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劳动力市场收费，拖欠民工工资等专项检查。二是把增加就业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各级政府要努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建设一些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增加较多就业的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大力开发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及社区服务等就业岗位。三是采取减少国有房屋租金或给予适当的房租补贴及降低其他有关税费等办法，鼓励个人和家庭从事小商品、饮食业、市场中介服务业。四是鼓励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重点发展教育培训、公共信息服务和公共管理。五是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类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进一步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拓宽社会就业渠道。
只要我们真正提高认识，充分注意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意义，经过努力，我国的经济社会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编辑：颜彦）
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
新的发展观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为下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
破解“三农”问题，或者说当前农村工作的任务有三条：保证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保持社会稳定。现在，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现在的农民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农民人口众多。至今还有9亿多农民。
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不应是一个农民占到了75%的国家。如何减少农民这是我们今后要完成的重大任务之一。
二是农民较穷。农民穷是比较城市居民而言的，是比较我们的经济成就而言的。十六大报告说我们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的小康社会”。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GDP翻了三番多，年递增9.35%，但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得到很大的增加。这几年略有增加，主要是靠打工和非农经营收入。事实上中国现在还有62%的农民单靠农业收入，而这部分农民的收入，这些年是在减少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95年是2.72∶1，2001年为2.92∶1，2002年为3.1∶1，2003年扩大为3.2∶1。
三是农民内部的分化。表现在收入上，前面讲的农民收入是平均数，在平均数下面掩盖了很多问题。以2001年为例，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其中在平均数以下的占58%。有13.22%的农民的收入在1000元以下，也就是还有1亿多人为贫困农民，其中2000多万为绝对贫困农民。
四是当前农民失地带来的问题。有不少地区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空前规模地侵夺强占农民的土地，所到之处，毁农民的庄稼，拆农民的老屋，强占农民的耕地，逼迫农民迁移；只按计划经济时期规定的标准给予极少的土地补偿费。这种不平等不等价的交换，一方面使失地农民数以千万计，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不法房地产商则从中渔利。这数万亿元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并主要用于城市建设，这对农村对农民则是莫大的损失。有人推算，这笔资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那么，农村的发展将大为改观，城乡差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悬殊。
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征地办法，现在看是多快好省的，实际上后患无穷，既对农民不利，对农村发展不利，对国家对城市发展也是不利的。
我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依然严重，需要进行认真反思，找准原因，科学制定出相应的方针和政策。
首先，从根本上说，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得到改变。我国一开始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实行合作化，农民丧失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的任务就是保障供给，保证满足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农民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的价格是由国家来定的，农民卖粮给国家叫作给国家做贡献，是卖“爱国粮”，根本不是等价交换。因此，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个深化改革的问题。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形成了我国“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在经济上，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税赋、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不同。而这种不同在政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城市人口是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农村人口却是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在社会上，农村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人口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有人统计过，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国民待遇方面有14个不一样。
再次，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推压。
国家卫生经费的分配格局也不利于农民。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现在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很多地区的农村缺医少药。
最后，是认识上的严重滞后。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是否已经到了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般是20多年以后就开始反哺农业，日本、韩国都是这样。而我们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了，还在大量地向农民索取。我国的城乡差距这些年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是通过以下两个渠道，使得城乡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一个是通过农民工。据农业部统计的数字，2002年我国有农民工9460万，按当年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2.5万元的价值，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却只有8000元。每个农民工为打工的城市做了1.7万元的贡献。这样9460万农民工共给国家和城市做了1.6万亿元的贡献。农民工老了，病了，残疾了，送回农村；农民工的老人在农村养着，农民工的孩子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城市只用农民工的劳动，农民工的一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全推给农村。这样的不平等不等价交换，农村焉能不穷，农民焉能不苦？
另一个渠道是通过征地。全国征地所得一年好几千个亿，哪个地区征地越多，富得也越快。这就使得城乡之间本来就很大的差距变得更大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不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的束缚问题，我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就远不能得到解决。要深化农村体制改革，进一步把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要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特别是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改革乡镇现有的行政体制包括财政体制，逐步缓解乡镇一级负债累累、干群关系紧张的局面。
特别是，要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定，天下定。虽然我国政府一再重申现有土地承包制度不变，但事实上农村的土地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因为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有人建议实行土地国有制，把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再不变更。农民可以转让自己承包的土地给别人耕种，以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动。另外，还有人建议把宅基地还给农民。现在农民的宅基地属于集体，农民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抵押。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解决“三农”问题，只靠发文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还应该有一个专门而明确的机构来具体领导和指挥。为此，有人建议不妨恢复农村工作部◇（编辑：颜彦）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催生“绿色GDP”
“拼资源换增长”已走到尽头
（记者 颜彦 王秀真）
科学发展观中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落实到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来。为何如此强调？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为我们细解原因：
一是中国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其脆弱性，明显超出全球平均状况：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是：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
二是中国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日益成为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9.7%。
三是我国这2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
无序、无度的消耗，迅速透支着我们宝贵的资源。以下是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一组沉甸甸的数据：
──从上世纪50到90年代，每年沙化土地扩大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1952年我国人均耕地2.82亩，2003年人均耕地减少到1.43亩，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仅最近7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被占耕地大量闲置。同时，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肥力衰退，我国的中低产田比例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上世纪90年代的4／5。
──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
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
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从资源、环境现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我国现在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摒弃传统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完善核算体系，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科技进步，加快体制创新，强化企业管理，引导合理消费，提高国民素质。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管理信息系统系副主任雷明认为，从技术层面上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于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消耗增长过快；二是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三是资源再生化率不高。现在我国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靠程度已经很高。去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而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过低。我国每新增GDP一块钱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多消耗3倍以上、比日本多13倍以上的能源。此外，从资源再生化角度看，我国资源重复利用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比如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
有关资料表明，如果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全球化石能源总储量只能维持人类消费100年左右，而在全球能源能产量中，国际贸易量不到50%，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更低。一方面是国内、国际资源供给紧张，一方面是资源利用方式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针对这一状况，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我国必须加大资源的循环利用，走循环经济之路。
他介绍说：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则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是国家行为，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潘岳强调，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
毫无疑问，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
呼唤绿色核算体系
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必须排除干扰，用“绿色核算体系”来重新审视和把握经济发展之路径。
目前在评价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的表现时，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由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等。然而，这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
牛文元教授指出，在评估成本与资本时，国民经济核算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而这已经危及到维持经济发展。此外，由污染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对人类健康和财富的影响，甚至用来维持环境质量的费用，也被当作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增加来加以核算，而实际上这些费用只应当作为社会的维持成本。
这些缺陷使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无法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反还助长了一些部门和地区为追求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可以肯定的是，目前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来获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我们要加快发展、加速发展，但不能盲目发展。”牛文元说。
据雷明计算，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有3％~7％的部分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的，属“虚值”或者说“环境欠账”。这个数字意味着，在我国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从实现可持续发展角度看，理想情况应从每年GDP新增部分拿出40％~60％对环境进行补偿。
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建立绿色核算体系和绿色GDP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已势在必行。我们相信，绿色核算体系的建立将对我国国民财富的积累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三赢”目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将与国家统计局一起，会同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加紧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不仅包括物质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科学考核体系，以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各部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编辑：李力）
统筹区域发展 缩小东西差距（记者 李力）
在最近的一次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当记者问到有哪些数据最令总理忧心、牵挂和关注时，温家宝总理提到了东西差距问题。他说了一个数字，即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的总值占到了全国的50％以上。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地区差距由此可略见一斑。
由于我国东西两地在自然地理条件、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增长惯性等方面的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要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尽快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也正因如此，继上世纪80年代沿海发展战略、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全面贯彻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继续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现代化，实行东西互动，带动中部发展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目前我国新的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即：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而统筹区域发展，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沈玉芳教授指出，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必须要有新思路。在这方面，既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相关机制和习惯做法，又要根据我国现实情况，解决我国体制转轨情况下所特有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照顾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构建，应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概念的区域规划机制和相应体制；2.建立区域发展合作机制和相应体制。
根据市场经济的特点，新的区域规划一是必须摒弃以前那种自上而下、政府操控、以计划为形式、以生产力布局为主要内容的一统性的刚性规划；二是必须拓展现有区域规划的内涵，采取发展规划、控制规划和经济调节政策相结合的形式；三是必须把定期性的涵盖全国范围的常规性区域规划和不定期开展的有重点的大区域规划结合起来；四是必须有相关法律制度做保证，没有经过任何公众咨询的规划政策，在法律上都应视为无效。每一轮新区域规划的出台，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区域规划的实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实施步骤和操作程序进行。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中国地区经济分析系列课题组”的专家也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第一，要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
第二，加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因素越来越明显，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通过行政区划制度的变迁使各地方利益集团之间重新签约，对资源和利益进行重新分配，是一种体制创新思路，有利于改善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思路。目前在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做好大区域发展规划。2003年以来，特别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有关区域经济整合的会议频频召开，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正在或将要出台和实施。因此，对中央政府而言，应及早考虑跨行政条块的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大都市圈怎样才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调控好的问题，考虑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大区域中的交通系统、信息网络、金融监管、司法体系和环境保护等等，如何配置得更为合理，做到未雨绸缪。
第四，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现在我国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主要阻力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产品相对低价、工业制成品相对高价的不等价交换，二是地区分割和地区封锁。因此，协调区域市场需要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提高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
此外，对不发达地区给予政策支持、加强不发达地区的智力培育也是国家必须做的。国家要在各地区发展的着重点上集中投入资金、引入技术，培植主导产业部门，使之真正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最后就是要进行传统产业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不发达地区大多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条件。一个区域的经济优势往往根植于经济特色上，切勿盲目攀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了实现这一发展目标，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使不发达地区尽快形成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集群，造就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编辑：林双川）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记者 李力）
在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有的对本国经济实行严格保护，结果保护了落后，延缓了发展；有的盲目扩大开放，过度倚重出口，依赖外债，结果丧失自主权，导致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造成经济停顿甚至倒退。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要正确认识本国国情，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把握开放节奏，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求得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90％以上的一次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和30％以上的生产生活用水来自矿产资源，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随着我国经济强劲增长，资源约束日渐明显，最突出的是石油资源。尽管我国是世界石油生产大国之一，但石油消耗增长过快，产量远远赶不上用量。现在我国每年要从国外进口原油数千万吨以上，今后依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石油是一种为国际大资本操纵的具有高度投机性、垄断性的特殊商品，其价格若出现剧烈波动，将对我国经济稳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此外，我国铬、钴、铂、钾盐和金刚石等资源也严重短缺，主要依靠进口；铁、锰、铜、铝、硼需部分依靠进口；部分优势矿产如钨、锡、锑，也因过度开发，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由于资源浪费和不合理利用的现象较为严重，进一步加剧了供求矛盾。
国内外历史经验表明，矿产资源的储备和供应，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挪威、芬兰、英国和韩国，都建立了完备的矿产战略储备制度，其中美国更是耗资几十亿美元储备了多达93种的矿产资源。我国是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有根本差别，目前，世界局势很不安宁，为了应对突发事件，维护经济和国防安全，制定国家矿产资源储备和安全供应战略已迫在眉睫。
我国能源短缺的现实表明，统筹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意义非凡。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以我为主，趋利避害，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我们要在更多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它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落实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时我们应注意加快转变管理体制，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要形成维护经济安全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有效的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制度，建立有效的市场应急机制和对外经济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努力实现战略物资进口来源多元化、方式多样化、渠道稳定化，以免受制于人；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建立健全合理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的长效机制，在开放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持经济自主性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提高我国在国际经贸事务中的制衡能力。
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应努力推进六个“更加注重”：
第一，要更加注重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扩大国内外需求。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扩大出口的基础，为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创造了重要条件；对外贸易有利于形成国内规模经济，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同样也有利于国内消费需求和贸易的扩大。据测算，如果人均年消费再增加100元，总消费将增加近1300亿元，相当于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到2020年我国对外贸易翻两番后，出口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比2000年新增750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1/4左右。此外我们要培育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我们在拓展国际市场时，在巩固和发展美日欧等传统市场的同时，要加大新兴市场的拓展力度，推进跨国经营，建立我国的国际营销战略。另外，我们还要搞好两个市场的互接互补。
第二，要更加注重统筹利用好两种资源，缓解国内短缺资源的约束。加快制定实施境外资源利用战略，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境外资源供应基地。
第三，要更加注重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我国自身比较优势。加强能力建设，把我国劳动力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提高吸纳新一轮产业转移能力，优化创业环境，处理好利用内资与外资的关系。
第四，要更加注重以市场换技术，推动国内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五，要更加注重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
第六，要更加注重在开放中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编辑：颜彦）
产业协调发展当走新路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白和金）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兼顾。在经济领域内部，在各个产业、行业间，同样存在着如何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的问题。去年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保持良好态势，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审视和求解这一难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自2002年以来，我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有色金属等行业出现了投资过热现象。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表明，2003年钢铁行业预计钢产量2.2亿吨，今年年末将接近3亿吨，2005年将达到3.3亿吨，而调查预测，2010年我国钢实际需求量为3.3亿吨左右，这意味着，我国钢铁工业投资已超前了5年；目前我国电解铝产能为546万吨，已经产大于销，但在建和拟建能力还有约500万吨；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的投资也相应出现了过热现象。
近年来，由于居民消费升级，由过去吃饱穿暖开始转为讲究住行，房地产、家用汽车的需求剧增，势必会拉动钢铁行业和水泥行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样需求大量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从这个角度看，以上几大产业的快速增长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必须警惕的是，在这几大行业里，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倾向。以钢材生产为例，国内绝大多数钢铁企业，生产不出高档次的产品，只能在低档次的产品上竞争。在水泥产品中，落后的立窑水泥产量占60%，新上项目中有不少仍在采用这种技术。此外，有些地方政府直接投资，或指定其控制的国有企业投资，或利用政府其他资源，所谓“倾全县、全市之力”发展有关项目。这些项目有追求短期政绩、急功近利、不考虑中长期后果的特点。这种行政性重复建设是当前一些行业发展过程中最应当关注和纠正的问题。
这几个行业出现投资过热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结构和体制问题。就是说，这几个行业原有生产能力虽然已经相当庞大，但其主体部分是一批国有大企业，它们由于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和体制、机制转换不到位，其产品结构升级缓慢，规模经济优势未能体现出来，市场竞争力不强，既不能形成对新进入者的经济壁垒，该退出的又未能退出；而非国有经济经过十几年或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开始具备了进入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投资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加入WTO又为它们拆除了市场准入的体制壁垒，但非国有资本要直接参入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有大企业内部去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和过多的风险成本，因此普遍采取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去发展的路径，凭借其机制灵活和低成本的优势去争夺低端产品市场。这样，就势必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因此，遏制新一轮低水平重复建设浪潮的抬头，必须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从国家宏观调控方面，除做好信息引导、严格项目审批、强化信贷风险管理外，应在规模经济标准、质量、技术标准、环保节能、用地标准等方面采取必要的市场准入监管，而且要对国有、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并采取措施降低非国有资本进入到国有大企业内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风险成本，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取代和淘汰落后生产力。
促进行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看到，我们现在所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信息化的发展也很迅猛，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路子。有关产业和行业在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同时，还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资源的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我国正处于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关键时期。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和规模增长很快，很多产业的产能水平大大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量低效、耗用不可再生资源、严重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中国人口是美国的近6倍，是日本的近10倍，如果按照人均占有钢铁量和美日相同的话，中国约需年产10亿吨钢铁，就是把世界所有的钢铁资源都加上也难以满足中国自身的需求。因此，中国不可能重复美国、日本所走过的道路，也不能一味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关起门来“自拉自唱”，搞小而全的行业体系、产业布局，更不能一哄而上，盲目投资，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要自觉地把我国的各个行业纳入区域、国内乃至国际行业分工协作体系之中，找准位置，合理布局，发挥好比较优势。同时，我们还要选择错位竞争的路径，发展特色化的产业，实行差别化的产业选择和产品定位策略，扬长避短，谋求竞争优势。还要运用非均衡发展规律，促进优势产业和地区率先发展。既要充分调动各地加快发展的创造性、积极性，更要从实际出发，大力引导生产要素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并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区域流动和集聚，进而带动我国产业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编辑：王永前）
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薛凯 周伟）
深入领会和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是摆在当前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梁妍慧表示：“要真正使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必须要解决好观念转换、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的问题。”她认为，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政绩观与发展观相辅相成
“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与发展观是密切相连的。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反之亦然。”梁妍慧如是说。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干部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误区，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率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在这种片面发展观的指导下，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片面的政绩观。很多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考核指标，主要以GDP为主，甚至成为领导干部升迁去留的惟一标准。
与此同时，在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的引导和驱使下，一些地方开始脱离地方实际，为追求一时的增长速度盲目上项目、办企业、引投资，大搞“形象工程”、“亮丽工程”、“夜景工程”，给地方发展造成了长期的包袱和隐患。有的地方不顾群众反对，大肆圈地卖地，通过各种手段“挤占”群众利益，在当地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
由此可见，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发展观就会与科学产生偏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然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前不久，在中央党校一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座谈会上，中组部部长贺国强从五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绩观的灵魂和指南；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要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要把重实干、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要把党和人民的需求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尺度。
一位中央领导表示，要坚持看政绩用干部，努力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明确一个原则。那就是，对那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被实践发展证明确属突出成绩和重大贡献的，必须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而对曾经被认为是突出成绩、但被实践发展证明是虚假政绩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加以认定和追究责任，已经因此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必须坚决撤下来。
据了解，中组部已经提出，要把发展思路是否正确，发展战略是否合理，能否处理好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干部政绩考评亟待科学化
在山东、江西等地采访时，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不无尖锐地向记者表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改革目前的政绩考核办法，否则中央的决策很可能会流于形式。
记者在南方某县采访时，就曾听说过一件怪事：1999年和2000年，这个县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新修了路，而2001年乡镇换届后，全县再没有一个乡镇修过路。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因为现在的乡镇干部们都在等着换届呐，根本没心思干正经事。”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对官员施政行为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湖南反腐学者王明高，多年来一直从事组织人事工作，他深有体会地说：“正如高考决定着中学生的学习方式，政绩考核也是官员从政行为的‘指挥棒’。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须要以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作为制度保障。”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当前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存在着三大问题：
一是指标设计过于偏重经济发展的内容。在一些地方，政绩考核就看GDP增长，就看招商引资的完成数额，就看财税报表的上缴数据，而其他如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等，都要为之让路。
二是考核内容比较随意。在一些地方，对下级官员的政绩考核缺乏科学依据，往往是上级领导一张口，就把某项工作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吴江认为，我们现在的干部考核标准，说到底是没有解决以谁为本的问题，各级干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着领导人的注意力在转。
三是包含项目过于繁杂。王明高认为，现行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面面俱到，显得很全面，其实不科学，也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不相适应。领导干部不是神仙，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好那么多的事情？
专家们指出，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相适应，干部政绩考核体制必须要做出调整。梁妍慧认为：首先，要树立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把群众意见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尺度。其次，要完善考评内容。要从单纯地追求速度，变为综合考核增长速度、就业水平、教育投入、环境质量等方面。最后，还要探索采用科学的考评方法与手段。
中央领导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已经提出，要改进政绩评价和考核办法。一是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二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要既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重视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三是在评价标准上，既要看数字，又不能惟数字，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
改革仍需政策配套
落实科学发展观，仅靠观念的转变是不够的。有关专家指出，必须在我们的体制上做出重大调整，才能扭正目前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政绩现象和不科学的发展方式。
–––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首先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而事实上，屡屡出现的重大决策失误，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重复建设、银行坏账、生态退化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致因。
王明高指出，“决策腐败”是一种最大的腐败。现在我们的决策机制，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一些所谓专家论证会，很多是走过场。一些领导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一旦决策错了，又往往以集体决策的名义逃避责任。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科学的、负责任的决策机制，防止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重大决策失误的发生。
──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一些地方领导之所以敢于而且能够不顾百姓死活，大搞各种贻害无穷的政绩工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而我们目前的政绩评价和干部选拔体制，往往是由少数领导说了算，“在少数人中选拔少数人”。因此，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要与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结合起来，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要同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现在的政绩考核体系是全能政府下的一种设计。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过多，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现象同时并存，反映到政绩考核方面，考核指标就非常庞杂。事实上，如果政府把职能真正转变到公共服务上来，使民间资本真正成为社会投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那么，我们的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将会更加协调。这也意味着科学发展观在整个社会得到了比较全面的确立。◇（编辑：林双川）
